《重有感》李商隱

唐代李商隱玉帳牙旗得上遊，感重安危須共主君憂。有感隐原译赏
竇融表已來關右，李商陶侃軍宜次石頭。文翻
豈有蛟龍愁失水，析和更無鷹隼與高秋！诗意
晝號夜哭兼幽顯，感重早晚星關雪涕收？分類：愛國

作者簡介(李商隱)

李商隱，有感隐原译赏字義山，李商號玉溪（谿）生、文翻樊南生，析和唐代著名詩人，诗意祖籍河內（今河南省焦作市）沁陽，感重出生於鄭州滎陽。有感隐原译赏他擅長詩歌寫作，李商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，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，和杜牧合稱“小李杜”，與溫庭筠合稱為“溫李”，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、溫庭筠風格相近，且三人都在家族裏排行第十六，故並稱為“三十六體”。其詩構思新奇，風格穠麗，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，優美動人，廣為傳誦。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，難於索解，至有“詩家總愛西昆好，獨恨無人作鄭箋”之說。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，一生很不得誌。死後葬於家鄉沁陽（今河南焦作市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）。作品收錄為《李義山詩集》。

重有感翻譯及注釋

翻譯
將軍的玉帳牙旗正處有利地位，國家危難的時刻應與皇帝分憂。
雖然已像竇融從關右奏上戰表，還應效法陶侃率大軍進駐石頭。
哪能有蛟龍為失水而愁的道理，偏沒有鷹隼在高爽的秋空遨遊。
京城裏日夜號哭不分人世陰間，宮內何時能抹幹眼淚恢複自由。

注釋
⑴玉帳牙旗：指出征時主帥的營帳大旗。得上遊：居於有利的軍事地理形勢。
⑵安危：偏義複詞，這裏偏用“危”義。須：應當。主君：指皇上。
⑶竇融：東漢初人，任梁州牧。此處指代劉從諫上疏聲討宦官。
⑷陶侃：東晉時荊州刺史，時蘇峻叛亂，陶侃被推為討伐蘇峻的盟主，後殺了蘇峻。石頭：石頭城，即東晉都城建康（今南京）。
⑸蛟龍：比喻掌握天下大權的天子。愁：一作“曾”，一作“長”。
⑹鷹隼：比喻猛將名臣。與：通“舉”。
⑺幽顯：指陰間的鬼神和陽間的人。
⑻早晚：即“多早晚”，什麽時候，係不定之詞。星關：天門，指宮廷，即皇帝住處。雪涕：指落淚。

重有感賞析

　　此詩載於《全唐詩》卷五四〇。作者在寫此詩不久前已就甘露之變寫過《有感二首》，所以此篇題為“重有感”。這種標題，類似無題。

　　首句“玉帳牙旗”，是說劉從諫握有重兵，為一方雄藩。昭義鎮轄澤、潞等州，靠近京城長安，軍事上據有極便利的形勢，所以說“得上遊”。這句重筆渲染，顯示劉的實力雄厚，條件優越，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亂的條件，以逼出下句，點明正意：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作為一方雄藩理應與君主共憂患。句中“須”字極見用意，強調的是義不容辭的責任。如改用“誓”字，就變成純粹讚賞了。“須”字高屋建瓴，下麵的“宜”“豈有”“更無”等才字字有根。

　　頷聯用了兩個典故。東漢初涼州牧竇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討西北軍閥隗囂，便整頓兵馬，上疏請示出師伐囂日期。這裏用來指劉從諫上表聲討宦官。東晉陶侃任荊州刺史時，蘇峻叛亂，京城建康危險。侃被討蘇諸軍推為盟主，領兵直抵石頭城下，斬蘇峻。這裏用來表達對劉從諫進軍平亂的期望。一聯中迭用兩件性質相類的事，同指一人，本來極易流於堆垛重遝，但由於作者在運用時各有意義上的側重（分別切上表與進軍），角度又不相同（一切已然之事，一切未然之事），再加上在出句與對句中用“已”“宜”兩個虛字銜連相應，這就不僅切合劉從諫雖上表聲言“清君側”，卻並未付諸行動的情況，而且將作者對劉既有所讚歎、又有所不滿，既有所希望、又不免有些失望的複雜感情準確而細密地表現出來。不說“將次”，而說“宜次”，正透露出作者對劉的“誓以死清君側”的聲言並不抱過於樂觀的看法。“宜”字中有鼓勵、有敦促，也隱含著輕微的批評和譴責。

　　頸聯中用了兩個比喻。“蛟龍愁失水”，比喻文宗受製於宦官，失去權力和自由。“鷹隼與高秋”，比喻忠於朝廷的猛將奮起反擊宦官。（《左傳·文公十八年》：“見無禮於其君者，誅之，如鷹隼之逐鳥雀也。”鷹隼之喻用其意。）前者，是根本不應出現的，然而卻是已成的事實，所以用“豈有”表達強烈的義憤，和對這種局麵的不能容忍；後者，是在“蛟龍失水”的情況下理應出現卻竟未出現的局麵，所以用“更無（根本沒有）”表達深切的憂恨和強烈的失望。與上麵的“須共”“宜次”聯係起來，還不難體味出其中隱含著對徒有空言而無實際行動、能為“鷹隼”而竟未為“鷹隼”者的不滿與失望。

　　末聯緊承第六句。正因為“更無鷹隼與高秋”，眼下的京城仍然晝夜人號鬼哭，一片悲慘恐怖氣氛。“早晚星關雪涕收？”兩句所表達的是對國家命運憂急如焚的感情。

　　用“有感”作為政治抒情詩的題目，創自杜甫。李商隱這首詩，不但承繼了杜甫關注國家命運的精神和以律體反映時事、抒寫政治感慨的優良傳統，而且在風格的沉鬱頓挫、用事的嚴密精切乃至虛字的錘煉照應等方麵，都刻意描摹杜律。詩的風格，酷似杜甫的《諸將五首》；它的立意，可能也受到“獨使至尊憂社稷，諸君何以答升平”這兩句詩的啟發。但比起他後期學杜的律詩（如《籌筆驛》《二月二日》等），他前期的這類作品就不免顯得精嚴厚重有餘而縱橫變化不夠。

重有感創作背景

　　此詩作於開成元年（836年）。大和九年（835年）十一月，宰相李訓、鳳翔節度使鄭注在唐文宗授意下密謀誅滅宦官。事敗，李、鄭先後被殺，連未曾預謀的宰相王涯、賈餗、舒元輿等也遭族滅，同時株連者千餘人，造成“流血千門，僵屍萬計”的慘劇，史稱“甘露之變”。事變後，宦官氣焰更加囂張，“迫脅天子，下視宰相，陵暴朝士如草芥”（《通鑒》）。開成元年（836年）二、三月，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兩次上表，力辯王涯等無辜被殺，指斥宦官“擅領甲兵，恣行剽劫”，表示要“修飾封疆，訓練士卒，內為陛下心腹，外為陛下藩垣。如奸臣難製，誓以死清君側”，並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。一時宦官氣焰稍有收斂。作者有感於此事以及朝廷依然存在的嚴重弊端，寫了這首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