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田園樂七首·其六/閑居》王維

唐代王維桃紅複含宿雨，田园柳綠更帶朝煙。乐首
花落家童未掃，其闲鶯啼山客猶眠。居田
分類：田園

作者簡介(王維)

王維（701年－761年，园乐原文意一說699年—761年），首其赏析字摩詰，闲居漢族，翻译河東蒲州（今山西運城）人，和诗祖籍山西祁縣，田园唐朝詩人，乐首有“詩佛”之稱。其闲蘇軾評價其：“味摩詰之詩，居田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园乐原文意畫中有詩。首其赏析”開元九年（721年）中進士，任太樂丞。王維是盛唐詩人的代表，今存詩400餘首，重要詩作有《相思》《山居秋暝》等。王維精通佛學，受禪宗影響很大。佛教有一部《維摩詰經》，是王維名和字的由來。王維詩書畫都很有名，非常多才多藝，音樂也很精通。與孟浩然合稱“王孟”。

田園樂七首·其六/閑居翻譯及注釋

翻譯
紅色的桃花還含著隔夜的新雨，碧綠的柳絲更帶著淡淡的春煙。
花瓣凋落家中的小童沒有打掃，黃鶯啼叫閑逸的山客猶自酣眠。

注釋
1、宿雨：昨夜下的雨。
2、朝煙：指清晨的霧氣。
3、家童：童仆。
4、山客：隱居山莊的人，這裏指詩人自己。
5、猶眠：還在睡眠。

田園樂七首·其六/閑居賞析

　　詩中寫到春“眠”、“鶯啼”、“花落”、“宿雨”，與孟浩然的五絕《春曉》相似。兩首詩寫的生活內容有那麽多相類之處，而意境卻很不相同。彼此相較，最易見出王維此詩的兩個顯著特點。

　　第一個特點是繪形繪色，詩中有畫。這並不等於說孟詩就無畫，隻不過孟詩重在寫意，雖然也提到花鳥風雨，但並不細致描繪，它的境是讓讀者從詩意間接悟到的。王維此詩可完全不同，它不但有大的構圖，而且有具體鮮明的設色和細節描畫。寫桃花、柳絲、鶯啼，捕捉住春天富於特征的景物，這裏，桃、柳、鶯都是確指，比孟詩一般地提到花、鳥更具體，更容易喚起直觀印象。通過“宿雨”、“朝煙”來寫“夜來風雨”，也有同樣的藝術效果。在勾勒景物基礎上，進而有著色，“紅”、“綠”兩個顏色字的運用，使景物鮮明怡目。讀者眼前會展現一派柳暗花明的圖畫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”，加上“楊柳依依”，景物宜人。著色之後還有進一層渲染：深紅淺紅的花瓣上略帶隔夜的雨滴，色澤更柔和可愛，雨後空氣澄鮮，彌散著冉冉花香；碧綠的柳絲籠在一片若有若無的水煙中，更嫋娜迷人。經過層層渲染、細致描繪，詩境自成一幅工筆重彩的圖畫；相比之下，孟詩則似不著色的寫意畫。一個妙在有色，一個妙在無色。孟詩從“春眠不覺曉”寫起，先見人，後入境。王詩正好相反，在入境後才見到人。因為有“宿雨”，所以有“花落”。花落就該打掃，然而“家童未掃”。未掃非不掃，乃是因為清晨人尚未起的緣故。無人過問滿地落花的情景，別有一番清幽的意趣。這正是王維所偏愛的境界。“未掃”二字有意無意得之，毫不著力，渾然無跡。末了寫到“鶯啼”，鶯啼卻不驚夢，山客猶自酣睡，這正是一幅“春眠不覺曉”的入神圖畫。但與孟詩又有微妙的差異，孟詩從“春眠不覺曉”寫起，其實人已醒了，所以有“處處聞啼鳥”的愉快和“花落知多少”的懸念，其意境可用“春意鬧”的“鬧”字概括。此詩最後才寫到春眠，人睡得酣恬安穩，於身外之境一無所知。花落鶯啼雖有動靜有聲響，隻襯托得“山客”的居處與心境越見寧靜，所以其意境主在“靜”字上。王維之“樂”也就在這裏。崇尚靜寂的思想固有消極的一麵，然而，王維詩難能可貴在它的靜境與寂滅到底有不同。他能通過動靜相成，寫出靜中的生趣，給人的感覺仍是清新明朗的美。唐詩有意境渾成的特點，但具體表現時仍有兩類，一種偏於意，如孟詩《春曉》就是；另一種偏於境，如此詩就是。而由境生情，詩中有畫。是此詩最顯著優點。

　　第二個特點是對仗工致，音韻鏗鏘。孟詩《春曉》是古體五言絕句，在格律和音律上都很自由。由於孟詩散行，意脈一貫，有行雲流水之妙。此詩則另有一工，因屬近體六言絕句，格律極精嚴。從駢偶上看，不但“桃紅”與“柳綠”、“宿雨”與“朝煙”等實詞對仗工穩，連虛字的對仗也很經心。如“複”與“更”相對，在句中都有遞進詩意的作用；“未”與“猶”對，在句中都有轉折詩意的作用。“含”與“帶”兩個動詞在詞義上都有主動色彩，使客觀景物染上主觀色彩，十分生動。且對仗精工，看去一句一景，彼此卻又呼應聯絡，渾成一體。“桃紅”、“柳綠”，“宿雨”、“朝煙”，彼此相關，而“花落”句承“桃”而來，“鶯啼”句承“柳”而來，“家童未掃”與“山客猶眠”也都是呼應著的。這裏表現出的是人工剪裁經營的藝術匠心，畫家構圖之完美。對仗之工加上音律之美，使詩句念來鏗鏘上口。中國古代詩歌以五、七言為主體，六言絕句在曆代並不發達，佳作尤少，王維的幾首可以算是鳳毛麟角了。

田園樂七首·其六/閑居創作背景

　　《田園樂》是由七首六言絕句構成的組詩，寫作者退居輞川別墅與大自然親近的樂趣，所以一題作“輞川六言”，此詩是其中一首。此詩是王維後期的作品。王維後期的詩，主要寫隱居終南山、輞川的閑情逸致的生活。《舊唐書·王維傳》記載：“維兄弟俱奉佛，居常蔬食，不茹葷血，晚年長齋，不衣文彩。”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，他早年就信奉佛教，貶官濟州時已經有了隱居思想的萌芽。再加上張九齡罷相、李林甫上台的政局變化，他漸漸覺得仕途生活壓抑、黑暗，理想也隨之破滅。在嚴酷的現實麵前，他既不同意同流合汙，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，盡管在李林甫當政時，王維並沒有受到迫害，實際上還升了官，但他內心的矛盾和苦悶卻越來越深了。王維是個正直而又軟弱、再加上長期接受佛教影響的封建知識分子，他的出路就隻剩下跳出是非圈子、返回舊時的園林歸隱這一途了。於是，後期的王維就開始了亦官亦隱的生活，甚至對於他個人生活有很大影響的安史之亂，在他的詩歌裏麵也幾乎沒有什麽積極的反映。他後期對現實基本是抱著一種“無可無不可”的漠不關心的態度。最初隱居終南山，後來在藍田輞川得到宋之問的別墅，生活更為悠閑，“與道友裴迪，浮舟往來，彈琴賦詩”，並吃齋念佛，“退朝之後，焚香獨坐，以禪誦為事”。這首詩就是作於王維隱居輞川藍田時期。